11月8号按照常规化疗,为她输液的的是位澳洲中年护士。见她双手冰冷,就去拿了条毛巾在暖箱里捂热,然后裹住我女儿的手臂,这样手缓和了,容易进针。一般化疗输液是坐着的,这一次安排她躺着,这样可以休息得好些。那位护士看着我女儿,不无怜惜地说真像个小老鼠。虽是一个善意的玩笑,但女儿翻译给我听时心里一阵酸楚。 化疗后的一周虽然还有胃痛,肚子痛,但是可以吃点东西了。鹌鹑蛋,小馄饨,皮蛋粥,“五红汤”,反正在“淋巴瘤之家”里看到的,澳洲能买到的,我就做给她吃。人还是在消瘦,从47公斤减到44公斤了。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给不给吃安眠要呢,我又纠结了。不吃,睡不好,影响体力恢复;吃了,万一上瘾,以后自然睡眠就成问题了。女儿主张吃,睡不着真难受啊,我只好同意了。 11月17日,可能是强的松不吃了,她又恢复到先前不吃不喝昏昏沉睡的状态。无奈,还是送医院。医生查血象还可以,在急诊室挂了一袋盐水就打发我们回家了。接下来的几天虽还是时有疼痛,但好像比上一周有所好转,止痛药吃得少了。口腔生霉菌了,医生配了专门的漱口水,口腔溃疡了,医生配了红色的麻醉剂。吃饭前先抹在溃疡处麻痹,然后进食。大便不顺畅,医生配了专门的油剂,喝了大便不受控制了,我只得去买开塞露。她头发一绺一绺地掉,每天洗衣服前我得花大量的时间把黏在衣服上的头发一根一根地除去。稀稀拉拉的头发实在影响她的美观,(女孩子嘛,总是要好看的)她的好朋友建议干脆全剃掉。于是,买了专门的理发工具,转眼成了个小光头。她的好朋友去唐人街买了假发,有长发的也有短发的。带上去比原来精神多了。这样折腾着又到了第三次化疗的日期。虽然还是胃痛肚痛,虚弱得很,但是至少没有住院。情况在好转,我似乎看到了黎明前的曙光。 11月22日。第三次化疗,体重43公斤。这次在化疗后要求医生多输点氯化钠,把身体里的毒素冲掉些。这是女儿自己说的,不知道有没有科学依据。医生同意了,快结束时,那位营养师又来了,看了我们的化验结果,觉得贫血,要多加营养。鉴于上次的营养奶太甜,她又带来了新的样品。一种桃子的、苹果的,女儿喝了样品后,决定各买一箱。只要她想喝,再贵我也心甘情愿。毕竟我们从开始到现在还没有交钱给医院。有的人说你女儿是永久居民,看病是免费的,我害怕“秋后算账”,不敢大手大脚。但此时此境保命是头等大事。 11月30日,化疗后第九天,曙光被乌云重新遮没:发烧、血压80\\54,心跳112每分钟。无奈,急诊送医院。医生查血,白细胞低,中性为0,再次住院。此时医院已经搬进了新病房,医疗设施绝对一流,最不能忘记的是那些站在各幢大楼门口的老年志愿者。那些年纪较大的女士,浓妆艳抹,戴着耳环,戴着挂件,打扮合体。他们穿着志愿者汗衫,主动问你需要帮助吗?热情地把你领到你要去的目的地。不管是清晨傍晚,只要医院开着门,他们就站在大门口或汽车下客站。这一切多多少少给我的心里增加了些温暖,我在医院是典型的聋子哑巴,只会说“thank you!” “thank you!”当然,我们在澳洲也会碰到热心的中国人。记得那天回家很晚了,现代化的设施我不会用,全英文的介绍我看不懂,我在病房大楼里转了半天还是回到老地方,我想完了,今天回不了家了,幸亏碰到一位年轻的亚裔姑娘。我试探地问:“你是中国人吗?”“是啊,是啊,你需要帮助吗?”,她热情地把我领到了火车站。可是火车站买票的已经关门,我又不会用自动售票机,正急得团团转,一位中国女孩路过,我没有硬币,她就用她的信用卡给我买票,我不住地感谢她,把五元纸币硬塞给她,执意不要找零钱了。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确实如此,我女儿的那些朋友们,只要有时间,都会用车送我们上医院。有时上班中午吃饭时间,把我们送到后再赶回单位上班,吃饭就将就着过了。还有,我的那些远在上海的朋友:新华医院血液科的主任、中医科的主任,他们除了鼓励我,就是及时指点迷津,让我少走点弯路。那时,我能够坚强冷静地面对现实,也是众多好心人的无私的帮助啊! 11月31日早晨到医院,女儿告诉我昨晚发烧39度,后来医生吊了退烧药。医生看他虚弱,贫血,又输血500cc。下午人好像精神些了,但是胃口还是不好,吃东西还是不舒服,要呕吐的感觉,医生认为是药物的反应,让她吃止吐药。已经化疗三次了,一半过去了,为什么效果不明显。我心里暗暗担心她对化疗药物不敏感,或者是耐药了,越想越害怕,唉,这种折磨人的日子何时可以结束啊?此时,我找到了教会的朋友,他们告诉我把痛苦交给主耶稣吧,你的女儿原是基督徒,让神来保佑她,看顾她,治疗她吧!他们在做礼拜的时候特别代祷,求主赦免她的痛苦,救治她的生命。是的,“当将你的事交托给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必成全你”。 12月3日,女儿还是胃不舒服,不想吃饭想呕吐,她认为是抗菌素的缘故。下午医生继续吊抗菌素她拒绝了。果然,晚饭吃得比前几次好,吃完饭还在病房的走廊里散步一刻钟。可见对医生的治疗方案,病人也应该有自己的见解,所谓穿什么鞋舒服,只有自己最清楚。 12月4日清晨,悉尼雨雾蒙蒙,我带着刚煲好的汤,撑着伞赶往医院。快到医院时,手机响了,女儿发来短讯:今天早餐不合胃口,你下地铁时帮我买一份麦当劳,要新式的,你把手机给服务员看好了。她居然自己点餐了。尽管折回去还要走不少路,我还是重新回到地铁站买了最新款的麦当劳。当然,她也是尝尝新,大部分还是我吃掉的。但是要吃东西了,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医生见她精神有好转,白细胞、中性细胞、血色素都上升了,主张出院了。尽管CRP还是较高,身体里的炎症还没有好。这次住院4天,先前并不知道装plcc针管,这一个多月下来她的手臂上伤痕累累,真的不忍心看。我用土豆片贴在淤青上,也不知能不能解决问题。女儿还是很坚强,不管是抽血、吊针,独自住在单人病房没有哀叹。只要胃部不痛,她还能自己联系一些事情。比如:为我申请延长签证,为自己申请生活补贴。她越是坚强,我越难过,但是在她的面前,我不敢流泪。只有在天黑后她休息了,我站在阳台上,望着浩瀚的苍穹,漫天的星斗,默默地祷告,诉说我心中太多的苦楚。一个当母亲的,眼见着女儿被病魔折磨的命悬一线,光头,孱弱,消瘦------你说是什么心情,可是在她的面前,我还得强颜欢笑。我常常用一句歌词勉励自己:每一次 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现在想起,我却禁不住泪水盈盈。我想,这一段经历我一辈子不会忘记,时光可以过去,往事并非如烟! 12月6日第四次化疗,体重42.5公斤。经历了前三次化疗的起起伏伏,我觉得自己有点扛不住了,身累,心更累,于是在我侄女的帮助下,我先生马上办好签证来到了澳洲。这样有情况的话不至于一个人独自承担,一家人在一起患难与共,心里稍许踏实了些。和往常一样,先前五天吃强的松的缘故,她的精神还可以,也能吃下粥、水果,为了增强她的免疫力,我泡了西洋参给她喝。许是骨质疏松的缘故,她的腿抽筋,腰不能动弹。我们到GP(澳洲叫家庭医生,在国内大概是街道医生)配了补钙针,一针300多澳元,折合人民币2000多元,全是自费。那位打针的华人医生非常善良,一边安慰,一边就注射完了。这一针打下去,情况有所好转。这期间我们坚持每天一粒钙片,这样化疗结束做骨密度测试,还是有骨质疏松的后遗症。 12月14日,她烦躁不安,有了热度。我们劝她到医院去,这一次她执意不去,哭着说害怕抽血,手上的的淤青还没褪去呢。可是,不去会有更大的危险啊!我们苦口婆心地劝她,最后还是同意了。又是住院吊水,她的主治医生教授来看望她(他是大忙人,一般情况是一位年轻的女医生带着一位小医生来查病房)。教授每一次来都是“good!good!”不住地表扬女儿,有时休息天也会来给检查。对我也是很热情地打招呼:“how are you?”我怎么会好呢?出于礼节,我只好回答“T’mfine!”不过我心里还是很感激他的,要不是他快刀斩乱麻给我女儿“插队”治疗,还不知后果如何呢?教授看她这么虚弱,除了继续用抗菌素,再吊一袋血浆。明天复查胃镜,做个评估,不行的话改方案。为了胃镜检查效果好些,吃完早饭10点以后就禁食。天哪,要整整20小时不吃东西,连喝水也是限制的。我担心地看着女儿,她倒是无所谓,因为每一次吃东西对她来说也是一种折磨:胃痛,引起呕吐。 都说澳洲人慢性子,什么事都是笃悠悠的,果然如此。说好8点钟做胃镜,到11点半才挨到她。我和护工一起把女儿送进胃镜室,那位辅助医生很客气要我到大厅等候,可以喝杯咖啡。我哪有心思和咖啡,唯有能做的就是祷告,求主保佑她病情好转。我不敢奢求痊愈,因为她还在痛,难过,CRP还没有正常。果然,女儿检查结束后询问结果,告诉她4个溃疡好了两个,表面比以前好多了,不过还要活检。不管怎样,先前的治疗还是有效的,不用改方案了。专家高兴,我们一家更高兴。12月19日出院,这一次住院6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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